在旭川中学撒播革命星火的人
记解放前后的肖菊人老师
1947年，中国境内已有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蒋介石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的临时办法》。蒋介石的军警宪特同学生群众之间，到处发生冲突。蒋介石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日益扩大。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的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的“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点。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
团结进步力量，组织“罢教、罢课”
早在1947年以前的旭川中学，就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老师周肇瑚、王道隆、肖长濬、陈联义等，他们通过课堂讲课、指导课外阅读、出壁报、组织社团等各种方式开展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秘密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然而真正做到有领导有组织的传播革命星火，掀起学生运动高潮，使之在旭川校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应该是从1948年上学期开始，逐步迅速发展起来的。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加紧内战和长期实行极端反动的财经政策，其结果是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破产，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学生失学，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急剧恶化。这时，旭川中学的教职员工们，由于校董会资本家们拖欠薪水，生活难以维持，特别是有数口之家的中老年教师，更难以养家糊口。为了生存下去，教职工们只有起来搏斗、抗争。
1948年上学期中，周肇瑚、王道隆两位老师积极活动，联刘今蒙老师（他在学生中组织成立了“培林文艺社”）、余先机等青年教师发动罢教，得到全校教职工的支持；继而在周、王两老师担任导师的高六、高七班的学生宣布罢课，支持教师，并得到全校的响应，于是发展成了震动很大的全校性运动。声势浩大的“两罢”运动迫使校董会不得不答应老师们的要求，同意按时发薪，补发欠薪。教师和同学们决定复课。可是周肇瑚、王道隆、刘今蒙等老师，却遭人中伤，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旭川中学。学期结束后，校长余文祥“引咎辞职”，原教务主任林孝可继任校长。
1948年下学期开学至期中，国民党政府法币进一步贬值，校董会又拖欠教职工薪水，许多中老年教师家庭生活每况愈下，在国民党“戡乱”政策重压下教师们憋了一肚子气。这时，正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的优秀生，学生自治会骨干，并领导学生运动有丰富经验的肖菊人，在党的领导下，受华北学联的指派，奉命回到他的家乡自贡市推动学生运动。先是在他的母校蜀光，后因工作需要来到旭川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工作。7月，曾晓波（即曾骦），也从成都来到旭川，他也是搞学生运动很有经验的青年进步教师。二人在余先机老师家中商议后，又邀集梁金海、刘极常老师共同商议。然后，五人分头串连张代禄、汪崇高、曹荷影、谢伯儒、黄永明、刘克刚、刘克壮、李伯衡等青年教师，以他们为骨干，分头做一些中老年教师的工作，打破他们的顾虑，征求他们在给校董会的意见书上签名。接着，由肖菊人老师通知要在我家召开会议。
1948年，我正读旭川中学高2年级（高7班），也许由于我家庭出身赤贫，全靠学校免费和清贫奖学金读书，勤奋好学，思想进步，为人诚实。同时，因我的家在学校园区内（学校没有围墙，即现在学生公寓地方），房前屋后是密密麻麻的庄稼，丛林掩映不显眼，学校的老师和许多同学对我都很了解，认为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好学生、好同学。因此，秘密会议大都在我家召开。
初秋的一个晚上，夜幕降临了，天空一片漆黑，我母亲烧好了开水，就和我哥哥（全家就此3人，母亲早年居孀，以肩挑背磨为生，很支持我的进步活动，解放后，都称她为革命的老妈妈。哥哥是目不识丁，抬盐、挑煤的搬运工人），在屋外为我们站岗放哨去了。不一会儿，有肖菊人和上述的13名老师先后分别来到我家，大伙在煤油灯下围坐商议“罢教”事宜，并讨论《告全校同学书》初稿。肖老师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从防御转入进攻，中国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机，我们要配合全国形势的发展，在旭川把学生运动很好的搞起来。”汪崇高、梁金海老师发言积极，态度坚决。曾骦老师提议，如校董会不答应教师们的要求，就长期“罢教”，坚决斗争到底。刘极常老师说：“我认为提集体请长假较好，”他的提议比较含蓄，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第二天，在新教室楼上（即现在的第一教学楼）高7班教室，召开师生代表联系会议。会议由曾骦老师主持，肖菊人老师作主要发言。肖老师看似貌不惊人，个子不很高，但衣着整齐得体很有精神，特别是他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看就令人觉得他是一个富有才学、信仰坚定、心灵善良、机智勇敢、胆识过人、朝气蓬勃的青年革命者。他言辞精练，声音清晰、宏亮，谈吐风趣、幽默，深入浅出，哲理性强，教室里挤得满满的师生代表，全都聚精会神、鸦雀无声。他首先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撕毁国共和平谈判协定，破坏和平，加紧内战，压迫民主，镇压学生，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学生失学，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广大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以有力的论据，给国民党政府算了一笔帐，“国民党政府采取各种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等卑劣手段从每一个教职工身上每月剥削去了剩余价值银元30元。他说，我们有权利向校董会要求按时发薪和补发欠薪。我们要拿起争温饱、争生存的武器，校董会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决不复课。”他的发言说到了教职员工的心坎上，表达了全体教职工们强烈的愿望，激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使教师们更加有勇气、更加团结。会上通过了《告全校同学书》，并宣布了“罢教”。
师生联系会的当晚，就由高六班的黄晴初、李仁古、卢文楷等同学研究草拟宣言。其开头是：“在民主高唱的今天，竟有这样堂堂的围大代表……。”接着历数学校当局的种种弊端，痛陈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教职员工不得温饱，学生无法安心读书，不得不罢教、罢课。最后提出要求。这篇宣言道出全校师生的心里话，表达了大家的义愤，对推动全校的罢教罢课斗争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罢教罢课运动开始后，我们班还同高六班的部分同学分别到街头、茶社向社会作宣传解释工作，散发宣言、贴标语。饱受特价飞涨之苦的广大群众很快了解同学和教师们的正义行动，对学校罢教、罢课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全校性罢教罢课开始后，学校当局、校董会非常惊惶，连夜开会磋商对策。几天后，我们高七班、高六班的同学又派代表到贡井盐商联合办事处请愿。校董会董事长胡少权接见了我们。同学们慷慨陈词，大义凛然。胡少权董事长当场表示校董会将立即研究同学们的要求，希望同学们复课。第二天，校董会便全部接受了同学们提出的要求。这次“罢教罢课”斗争约一个月左右，以完全胜利结束。
旭川中学在1948年的两次全校性的“罢教罢课”，不仅配合了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而且学校经过这两次“罢教罢课”，党的力量加强了，同学们思想活跃，追求光明，要求进步，敢于斗争，顿改过去万马齐暗的沉闷局面，民主空气空前高涨。
建立“民青”组织
肖菊人老师由于在“罢教罢课”运动中，为了保护教师和同学们的安全，为了整体利益，无所畏惧，挺身而出，态度最坚决，斗争最勇敢。因此，他的行动引起了特务机关的特别关注，他们对肖老师采取威胁手段，晚上破坏玻璃门窗，白天外出遭盯梢、围攻、骚扰，使肖老师无法生活工作下去。“两罢”结束以后，就被迫离开了旭川，又回到了蜀光中学，秘密进行了党的地下工作。
肖老师虽然离开了旭川，但他所拨燃的熊熊革命火焰，在中共川南地下党荣县程家场交通站负责人蓝其邦同志（吴玉章同志的外孙）领导下越烧越旺。广大青年学生，为了追求真理，要求进步，纷纷以组织社团、读书会、办墙报等成为学生运动的主要形式。1948年5月4日晚，旭川中学“马列同盟会”在我家秘密成立。主要是秘密组织传阅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一些进步书刊。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与任务》、《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鲁迅先生的《傍徨》、《呐喊》，费孝通先生编的《新观察》以及《新华日报》等。当时，这些书报杂志都是禁止阅读的，国民党反动当局污蔑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是异党活动，要以“共匪”论处，轻则关监狱，重则砍头。为了追求真理，大家不怕抓，不怕死，秘密进行学习，从中领悟了方向，并为之而努力奋斗。同时，以“马列同盟会”为核心，先后又有进步社团“鸿鹄社”、“狄雅社”、“呼吸社”、“求实社”、“蓓蕾社”、“九二社”、“小小歌咏团”、“黄昏歌咏团”、“社联”等相续成立。举办壁报比赛、鲁迅作品报告会、进步作品读书活动。进步歌曲《山那边好地方》（指延安解放区）、《古怪歌》、《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朱大嫂送鸡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1162》（1162代表毛泽东）等歌声传唱天池山下，旭水之滨，整个旭川校园呈现出一派“要活命、要和平、要自由、求解放”的学生运动高潮。
1948年下半年，中共川南地下党联络员蓝其邦同志因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离开了旭川，专门从事荣县、贡井一带的联络工作。他经常回到贡井直接与我联系，听取学校学生运动的情况汇报，传达上级指示。这次他传达了中共川南地下党工委钱寿昌（钱锋）同志的意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一切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独立和完整，实现全国人民的真正统一。”为了适应解放的需要，中共川南工委决定在旭川中学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直接由中共川南工委领导，由于斗争环境复杂，经请示定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民青”（即地下团），将那些思想进步，立场坚定，勤奋好学，团结同学，有组织能力，并在学生运动中经过严格考验的学生，吸收加入组织。后经我提名，由蓝其邦同志研究决定，报中共川南地下党工委于1949年7月批准。参加成员有我、胡昭曦、詹瑞林（女）、张德芝（女）、刘玉容（女）、胡昭武、卢文楷、代登谷、刘宏义、刘利潮、蔡汝熙、肖学诗、郭庆满（女）、丁荣芬（女）、张应荣（女）、郭德滋（女）等十余人，分成若干小组，各小组负责人与我单线联系，并由我一人与蓝其邦同志联系，“民青”组织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遵守纪律，严守秘密，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9年10月至12月，“民青”集中力量进行护校活动，以“民青”成员为主体的“社联”、“学生自治会”，团结了部分教职员工和绝大部分住校生成立了护校委员会，下设总务组，主管师生员工生活，由学校总务主任辜勉旃、工读生万国良（“民青”成员）、肖学诗（“民青”成员）负责储备大米、干菜，保证师生伙食团正常运行；宣传组，主要是了解解放军进军情况，随时转告大家，以鼓舞师生员工斗志，同时对造谣及时揭露，由胡昭曦（“民青”成员）、胡昭武（“民青”成员）负责；防卫组，把平时高中军事训练用的步枪和初中童子军用的童军棒交给学生武装起来，由进步青年学生、学生自治会主席黄志钦负责。参加护校的教职员工，按班级编成中队，集中居住在天后宫，白天从旭水河抬沙堵窗，垒工事，夜晚轮流站岗放哨巡逻，以保护学校，防止敌特的破坏。
1949年12月5日，拨开乌云见了青天，自贡市解放了。旭川中学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全校师生一片欢欣鼓舞，热血沸腾。“民青”成员、学生自治会、“社联”部分成员，一早就到贡井大桥头迎接解放军。上午8点左右，迎来了两位解放军（其中一位是姓李的指导员），在师生齐拥天后宫门外（现尊师亭一带）夹道欢迎。师生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欢呼声响彻天池山下。李指导员在中共地下党员王道隆老师的陪同下，在剑霜堂（学校礼堂）讲了形势和政策，听讲师生员工达数百人。会后，“民青”即组织“鸿鹄社”、“狄雅社”、“社联”、学生会部分学生，扭着大秧歌，敲锣打鼓，欢天喜地上街宣传党的政策。每天都有三、四个组、几十人奔赴贡井、长土、艾叶、凉高山、大山铺等地，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政策，稳定民心，坚持生产，巩固新政权。
介绍“民青”成员转团
解放后，蓝其邦同志调荣县工作时，即将旭川中学建立“民青”组织的情况和名单，向中共川南地下党工委书记钱寿昌同志作了详尽的汇报，钱寿昌同志指示中共地下党自贡市工委书记，已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自贡市工委副书记的肖菊人老师接管，并直接领导旭川团的组织。49年12月中旬，肖老师在自贡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处（当时在自贡市新市区，即现在的富台山），组织了全市“民青”成员会师大会，旭川的“民青”成员大部分参加了大会。12月下旬，自贡市军管会、团自贡市工委派罗民先同志来旭川，召集“民青”成员开会（已有部分成员参军离开了旭川），宣布组织上决定把我们由“民青”转为团员，并发给我们《入团志愿书》。
1949年12月25日下午，肖老师代表团自贡市工委来旭川中学组建团支部。会议在学校新教室（即现在第一教学楼），理化室秘密召开。会上，肖老师十分严肃的宣传：经团自贡工委研究决定：旭川“民青”组织自建立以来，忠实执行了党的政策，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很有成效地开展了学生运动，保护好了旭川中学，并在各项运动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和桥梁作用。为此，批准旭川“民青”所有成员从即日起正式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办理了加入青年团的正式手续，肖老师亲自担任入团介绍人。并宣布建立旭川中学团支部（也是解放后，自贡市最先建立的团支部），由中共贡井区委党支部领导。决定万国良为团支部书记、胡昭曦为组织委员、张德芝（女）为宣教委员。
会上，肖老师强调了三点：（1）正式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后，就意味着要把自己的终身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把一切献给党，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2）要顾全大局，服从组织，遵守革命纪律，不要一哄而上热衷于参军，动员团员留下，搞好复课；（3）戒骄戒躁，不要脱离群众，要在学习、宣传以及各项工作中起到模范先锋作用。后经团自贡市工委会决定留下的有我、胡昭曦、张德芝、刘玉容、詹瑞林、郭德滋、丁荣芬、代登谷、刘利潮，我们放弃了参军和继续升大学的机会，留校开展工作，其余的“民青”成员多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领导公开建团，推动开校上课
1950年2月，团支部根据自贡市军管会和团自贡市工委的决定。在中共贡井区支部的领导下，在旭川中学举办了寒假西区学园（蜀光中学为东区学园），组织自贡市第二区（贡井），第五区（艾叶、长土）的中学生、小学教师、待业青年达1000余人，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党的方针政策、施政纲领，时进一月。团员胡昭曦任学园主任，万国良任指导员。
1950年3月开校时，不少学生家长因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毒素影响，同学来校读书的很少，因而争取同学来校上课是一项紧迫任务。在党员老师王道隆和解放后新任校长刘极常（当时是团友）领导下，团支部发动团员进行广泛宣传，并要求团员深入同学家中做思想动员工作，每一个团员至少要动员5位同学来校，另一方面建议学校多设公免费名额和分期缴纳学费的办法，由于采取了分片包干滚雪球的办法，来校同学达到了300余人，学校得以开校正式上课。
从2月5日至5月3日，团员人数发展到30余人，党组织和团支部特别注意对团员的教育，每周过一次团的组织生活，组织团员学习团的基本知识，团的性质和任务。团员应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育，提倡为办好旭川献计献策的主人翁的教育和为群众服务的精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于团员中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学生中树立了很好的形象，成为了进步学生向往的大家庭。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在全校师生中宣传青年团的任务，使更多师生对青年团的了解，并把解放前在学生运动、护校活动中得到考验而又符合入团条件的学生首先吸收入团，其中大部分是“鸿鹄社”、“狄雅社”、“呼吸社”、“蓓蕾社”、“求实社”、“社联”和学生自治会的骨干。如李玉容（女）、曾德彬（女）、廖文端（女）、李濬谋、江远声、李心灿、雷闻宇等，从而为公开建团打下了基础。
1950年5月3日，在校图书阅览室举行公开的建团大会，会场庄严、朴素、团结、活泼、热情洋溢。部分老师和100多位同学（占全校同学的三分之一）参加，团市工委副书记肖菊人、中共贡井区委书记林宇、旭川中学校长刘极常、党员老师栗纯熙、徐尧琴、王道隆均莅会讲话。肖菊人老师代表团自贡市工委宣布了团旭川中学总支部的建立，我为总支部书记，胡昭曦为组织委员，张德芝为宣教委员，下设3个团支部。会上有20余人发言，谈入团的体会，对团支部的建议和希望，表示入团决心和打算。会议从下午五点起，开了三、四个钟头，在“跟着共产党走”、“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大家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会场。会上会后有50多位同学提出了入团申请。1950年下学期，全校师生627名，团员就有84名（其中教师1名，职员3名），学生团员80名占全校学生人数的11%。此时扩大建立为团总支，王道隆为书记，我任副书记，胡昭曦为组织委员，张德芝为宣教委员，邓文奎为保卫委员。公开建团后，团支部充分地发挥了组织作用，成为学校党组织有力的助手和推动学校各项工作的骨干力量。
1950年至1951年，在校报名参加军干校运动中，团员带头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武装日本，进而侵占台湾和侵犯我东北边境的罪行，踊跃参军，保家卫国，全校314名报名（其中团员人数77人占22%），结果考取32人占全市录取人数60人的1/2强，为党和国家输送了又一批干部。
1950年至1951年初，团员中先后被调往西南、川南团校学习后，分到自贡、泸州、宜宾、内江团地州、市工作的有我、胡昭曦、詹瑞林、刘玉容、李濬谋、刘利潮，调到中共自贡市委宣传部的有曾德彬、张德芝，由肖菊人同志直接通知调贡井区政府工作的有代登谷，其余所有的团员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或升入读大学。
滋兰育人，桃李天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团组织的教育下，在肖老师的关怀和培养下，旭川中学的“民青”成员和解放初期入团的团员，都茁壮成长，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据了解的情况，举例如下。
张德芝（女），高6班毕业，原“民青”成员，曾任自贡市蜀光中学教师，大安区副区长，自贡市教育局副局长，自贡市老年大学副校长。
刘茹影（女），高7班毕业，原“马列同盟会”成员，中纪委常委，荣获“中国女名人”光荣称号。
刘玉容（女），高7班、高8班毕业，原“民青”成员，曾任中共宜宾地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李玉容（女），高8班毕业，原“新青团”（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被誉为桃李满天下的女校长，一生中就有56年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从事中小学教育和老年教育事业，长期担任贡井育才小学校长、贡井区教育局长、贡井老年大学校长，荣获四川省老年教育先进个人、老年教育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胡昭曦：高8班毕业，原“民青”成员，团自贡市委干部，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委古籍工作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四川省学术带头人。曾任四川大学研究生部主任、图书馆长、人文科学院院长，离休干部。
代登谷：高8班毕业，原“民青”成员，自贡市第一、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市农工民主党常委、市人民代表。
李心灿：高11班毕业，原“新青团”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北京高等数学研究会理事、国家教委高等数学与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顾问委员会名誉委员。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刘仲萱（女）：高11班毕业，原“新青团”员，一生为祖国献石油，常年战斗在野外，负责钻探石油的尖兵、川西南矿区高级工程师，自贡市三八妇女红旗手。
雷闻宇：高13班毕业，原“新青团”员，重庆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现代设计法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设计法研究会、全国高校科协副理事长，四川省科协副主席。曾任重庆大学副校长。我国现代设计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江远声：高13班毕业，原“新青团”员，旭川中学团总支书记。自贡市第一个改善人民环境，率先大规模开发自贡市钟云山小区、龙凤山小区，市房屋开发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市人民代表。旭川中学“恩师难忘”尊师亭的总设计师。
李濬模：高13班毕业，原“新青团”员。曾任团自贡市委书记，自贡市交通局长，自贡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还有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终生一心一意搞革命，聚精会神谋发展，为了巩固新中国政权，为了振兴中华民族，为了祖国的各项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无名英雄，就不一一枚举了。
解放前的“民青”成员和解放后第一批入团的“新青团”员，他们绝大多数经过漫长的道路，艰苦奋斗、千锤百炼，终于大器晚成，对祖国和人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半个多世纪以来，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悟出了一条真理。那就是在青少年时期，由于受到了党、团组织的严格要求和良好的教育，从入团宣誓的那一时刻起，就奠定了人生座标。对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人民的利益视为高于一切。只要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那怕是上刀山、下火海，都会义不容辞、毫无犹疑的选择要象赵一曼、刘胡兰、丹娘她们视死如归，生得光荣、死得伟大，把一切献给党。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就会打起背包，像“保尔柯察金远离故乡，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更为宝贵的是，几十年奋斗只讲贡献，不求索取，廉洁奉公，一生光明磊落。尽管我们并不富裕，那怕有的同志连一套福利房都没有分得，但我们精神却非常富有。
深切关怀，师德垂范
肖老师在旭川中学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把旭川中学革命火种点燃后，因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而被迫离开了旭川又回到了蜀光中学，任地下党自贡市工委书记，专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也同时在蜀光中学建立了“民青”组织，自贡市12月5日解放后，任团自贡市工委副书记。1950年“五四”青年节，在自贡市胜利电影院（后来的商业俱乐部），由他主持了全市新团员入团宣誓大会，我代表全市新团员在大会上讲话，向党团组织表决心。同年他调任团川南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尔后，调成都先后任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副书记，成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胡昭曦同志对肖老师评论是：“肖菊人老师是我们革命的引路人，是教书育人的好教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勤政廉洁为公为民的领导干部”。
1971年，我因公路过成都时，特地登门拜访肖老师。那里，他还住在成都市羊市街，成都市委干部宿舍。住处是一个老式大院隔成的独立小院，庭院内有假山，摆放着各种名贵的花卉盆景。其中有盘根错节的黄桷树、巧弄天空的罗汉松，幽香四溢的君子兰、米兰等，很是惹人喜爱。居室两室一厅（客厅、餐厅合二为一），估计只有四、五十平方米，家俱、饭桌、衣柜、字台、床、椅都是旧式风格，漆工很好，黑而光亮，壁上挂有名人字画点缀其间，整个房屋窗明椅净，装饰高雅美观。肖老师夫妇（夫人曾老师在省教育厅高教局工作）二人，同八十多岁的慈母同住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师生相隔20余年，各自经过了人生曲折路程后的第一次见面，真是欣喜若狂。本来，我想看望一下后去旅馆过夜，肖老师说：“你不要客气了，就把这当成是自己的家吧，今晚就住我家”。肖母和太师母忙着做饭，进餐时肖老师语着深情地说：“国良，你即是我的学生又是我尊贵的客人和同志。今天晚上，我用茅台酒、山珍（黑木耳）、海味（鱼）招待你，我们一醉方休，共祝我们生命重逢。”（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受过冲击）。饭后，太师母准备临时打铺饭厅，要我住她老人家的铺，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款待，我执意住上饭厅才安下了心。
那时，肖老师已是省厅级的高级干部，但没有一点官架子，对人和蔼可亲，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使我非常激动，有如又回到20多年前党组织的怀抱，回到了温暖的革命大家庭，谈话也就无拘无束。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凭你市委书记的身份，身边又无子女，你的儿女肖红可以留在身边不下放当知青，却又偏偏下放到远离千里之外的凉山州宁南县最边远的高山地区红星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知青。肖老师说：“说老实话，我有一个八、九十岁的老母亲，我们夫妇二人都在上班，身边太需要有一个女儿照顾，市委已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我想，我们做领导干部的用实际行动做表率，响应党的号召，广大学生及其家长的思想工作也好做些。宁南是比较艰苦，到艰苦的地方去是革命者的首选，让她去广阔的天地锻炼，会有好处的。”此话不假，果然回城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学并出国留学美国。那时，由于我长期在边远地区工作，实在没有好的赠送礼品，我从金沙江边带回了几斤土制的碗碗糖（红糖），馈赠肖老师，象征着我们师生之情，永远是那样甜甜的。
1986年我退休，叶落归根回到了自贡。中央组织部（82）号文件指出：“经我党组织决定，授受党的任务，在国民党伪统治区，以公开社会身份为掩护，而实际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以从接受党的任务，从事革命工作之日起。”由于事隔几十年，自贡市委几易组织部长，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文史资料散乱，造成了自贡市“民青”组织定性结论的困难。肖老师毅然决然的以原中共自贡市地下党领导者的身份，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同原川南地下党荣县程佳场交通站负责人蓝其邦同志一起从关爱同志出发，曾多次向中共自贡市委、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领导同志亲自去口头或书面汇报情况，并提供详实的证明材料，供组织核实。1986年10月、1990年12月两次偕夫人曾老师从成都专程来自贡，一方面向中共自贡市委组织部反映情况，另一方面在自贡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室召见了原自贡市地下党员、“民青”成员，通报党中央关于解决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的深远意义。同时勉励“民青”成员，要既如以往的相信党、相信组织，要有信心，有耐心，对到会的每一个同志都关怀备至，问长道短，工作情况，子女问题，家庭生活状况等。组织的亲切关怀，对同志们是极大的鼓舞，大家很受感动。座谈会后，又前往体弱多病、行动困难的老地下党员、蜀光中学的老教师夏均厚同志家中看望。夏老卧床多年，肖老师鼓励他要与病魔作斗争，要坚强的活下去。夏老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说：“你那样远都来看我。谢谢，谢谢。”随后又去竹棚子路，看望地下党员潘名鼎同志的遗孀刘淑明同志（蜀光“民青”成员）。当肖老师了解到刘淑明同志从部队转业中共自贡市委办公厅任秘书处处长，后又调任自贡市人民政府机要处处长，工作著有成效时，肖老师微笑着说：“不错，你交了一份‘民青’成员的满意答卷。”
自贡市“民青”组织，经过5年的详细调查取证，组织审核，终于在1991年2月10日，中共自贡市委组织部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作出了关于自贡“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地下团）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的决定。其原文如下：自贡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地下团）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的决定，根据原地下党自贡市工委领导同志和该组织成员的反映，我们反复调查和查阅历史档案资料证实。“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地下团）是1949年7月经地下党川南工委同意，由自贡市工委按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建立并领导的地下团组织。在当时复杂政治环境下，为了保护这个组织，完成党的斗争任务，取名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1949年12月5日自贡解放后，经市委批准，该组织的正式成员直接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至此，我们这些“民青”成员有如天空的散星，瞬间被地球吸引，凝聚、团结在北斗星的周围，永恒闪亮的发光、普照大地。
现在的旭川母校，今非昔比，面貌焕然一新，高中新的教学楼，新修学生公寓高楼耸峙，校园环境绿树掩映，繁花似锦，景色宜人，功能设备完善，优秀老师荟萃，为同学们提供了极佳的学习条件，成为旭川同学成长、成才的乐园。在庆祝母校70周年华诞之际，祝愿：
我们的母校有如初升的太阳，越办越红火。
祝愿肖菊人老师及所有的老师们笑口常开，青春永驻。
本文承蒙胡昭曦同志提供部分资料并作修改，在此表示致谢。
旭川中学七、八班学生，原团自贡市委干部
万国良（离休干部）
自井区北苑2007年春节